虽然在附中度过了初中、高中的学习生活，但是与陈步君老师几乎没有说过话，因为我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，到高二时才入团。那时陈老师在我的眼里，就如同他在附中教师排演的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中饰演的萧继业，是一个“高、大、上”的人物。
1972年我从农场被分回附中教音乐课，同时协助沈晓老师指导、管理校文艺宣传队。不久，陈老师推荐并安排我分管学生工作，担任“红团辅导员”。在陈老师和林树清老师手把手的带教下，我从对学生工作一无所知，到逐渐学会一些方式方法，体会到了学生工作的艰辛和乐趣，并且越来越认识到做好学生工作的重大意义。在这期间，陈老师就是我做学生工作的领路人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附中学生基本来自乍浦街道所属的居委，按居住地段分配进附中求学。当时报纸上正批判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所谓“九斤老太”（鲁迅笔下人物）的言论。学校召开教工大会，组织老师发言，强调“一代更比一代强”，说如今的学生有造反精神，是“小老虎”，而“文革”前附中的学生则是人云亦云的“小绵羊”。当时，我忍不住贸然站起来，从几方面举例反驳，为此就被扣上了“九斤姑娘”的帽子。还有人批评校领导让一个有今不如昔思想的“九斤姑娘”去分管学生工作，会把学生干部引入歧途！面对种种非难，陈老师没有动摇，顶住压力，坚持带教指导我从事学生工作，直到我可以挑起这副担子。
在一起从事学生工作的日子里，我耳闻目睹了陈老师对学生的一片爱心。陈老师除了没有架子，平易近人外，还特别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长处，或者说闪光点。对学生干部是如此，对调皮捣蛋经常惹祸的学生，他也能看到对方的闪光点，并且帮助学生将这一闪光点巩固下来，继而发扬光大。我从没有见过陈老师对哪个学生大吼大叫，他跟学生如朋友般探讨的谈话方式，让我学会了与学生打交道，要互相信任，平等交流。我也从开始的认为按地段进来的学生很差，到逐渐看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长处，与许多学生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在许多人的脑海里，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往往不苟言笑，爱讲大道理，甚至给人比较“左”的感觉。但是从我做学生工作开始，跟着陈老师和林老师学习到的就是如何和学生打成一片，努力站在学生的立场和角度去考虑问题。这些让我在以后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中受益匪浅。
除此以外，陈老师处处与人为善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1979年4月，在区教育局三令五申不准出上海春游的情况下，我作为初三的班主任，带着班级不辞而别，去杭州春游三天。回来后，我受到区教育局的“全区通报批评”的处分，在学校党支部会上作了几次检查都没通过，当时我有些想不通。后来和陈老师交谈时，我说自己只是觉得答应了学生去杭州春游，就应该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怎么就成了“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”，“援藏后觉得自己了不起”了呢？我无法接受。听了我的申辩后，陈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上级严令不准出沪春游，你不经领导同意，擅自带学生去杭州春游，就是目无组织纪律！可我还是觉得委屈，我说，“第一次告诉了校领导，不同意，被拦下来，没去成，这才有了第二次的悄悄外出。”此时，陈老师没有再一味地严厉批评我，而是很耐心很中肯地开导我说：“做工作不仅要有热情，还要注意方式方法。你对学生做到了‘言必信’，那么其他服从了教育局的命令，取消原定出省春游的班主任不是言而无信，很被动了吗？”同时陈老师还帮我分析了带学生离沪春游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一旦出了事故，我个人的能力是无法承担的……。听了陈老师的一席话，仔细想想，我便慢慢想通了。
陈老师不仅对犯了错误的我循循善诱，还能正确对待处理犯了错误的其他教师。记得有位老师犯了错误，在党支部讨论如何处理时，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该教师是“犯罪”，要严惩。此时，陈老师站了出来，他力排众议，坚持认为这位教师只是“犯错”。他很客观地分析了该教师犯错的原因，提出要治病救人，以帮助他认识并改正错误为好。后来徐正贞校长采纳了陈老师这一意见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总之，从担任红团辅导员的工作起步，到后来担任一届又一届的班主任，我始终能与学生如朋友般相处，班级活动总能开展得丰富多彩，都离不开陈老师对我的引导和帮助。我深深地感激我从事学生工作的领路人——陈步君老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