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萱老师走了，永远地走了，走得叫人心碎！
一个月前，我和赵德明、沃秀珍一起去市六医院看望他，只见他无神而茫然地睁着眼，脸似有些肿，不会说话。我走上前去叫他，对他说我们三人来看望他。我连说了几遍，他都一无反应。直到最后一遍，我们似乎从他脸上看到一丝反应，但他终究没有能答话，没有能看我们一眼！我们三人的心都碎了！我们异常痛苦，一个那么聪明能干的人，而且去年我们老语文组同事还一起聚过，他还说了不少话，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上天怎么就这样残酷地作弄人呢！
光萱老师是我们师大附中第一届毕业生，他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。我读初中时，与他接触不多。直到60年代初，我大学毕业回校做语文教师，他是组长，我们又都住在华师大，接触就多起来了。在长期的接触中，他给了我不少的影响和教育。
他的生活是很简朴的，上下班总骑一辆旧“坦克”，背一旧书包。我家经济虽也困难，但有时也会赶赶时髦，背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书包。有时到他家里，总能看到，他把家里的中门当黑板，在上面写留言或一首古诗（大概是叫孩子背的吧），所以原先蓝灰色的门板上半截都变成白的了；只是到后来才添了一块小黑板。
他很聪明，读书非常勤奋。他在诗歌研究方面是很有成就的，他写过多本这方面的书。如他的《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》、《新诗的欣赏与写作》、《诗与人生》、《诗海拾贝》等。他在诗歌评论界，是颇为人知晓的。他不是大学科班出身，却是大学教授！这都是他勤奋的结果。他每天骑车往返于师大与附中之间，都不停地在背诗文。他读书读报身边总有本练习本——孩子做作业的练习本，随时记下一些心得或摘录些要点、观点。他就曾经向我介绍过这种读书方法。我试着去做，确实很有收获。他研究学问如他的“简朴”一样，踏踏实实的，从细小处入手，深入下去，然后发挥开去，言他人所未言，独到而亲切。这正如他的一本书名那样：《于细微处见功夫——文学作品欣赏漫笔》，“于细微处”。我记得，他早年曾在《文汇报》发表过一篇短文，是谈孔乙己伸出五指罩住碟子的，可惜文题忘了。他就是从细小处发掘问题，做学问的。他的勤奋读书做学问的精神，对当时语文组良好风气的形成，是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的。
他的为人是很谦和诚恳的。我因为读书迟，所以工作时，虽是青年教师，却也只比他小两岁，所以他既是我的老师，又是我的兄长和同事。他对我是很关心的。他常提醒和督促我（们）要多读书勤读书。那时，我和陆继椿老师两人，每周都有半天在教员休息室一起读《文心雕龙》。学校当时曾有过规定，每周有半天在家读书，要列入计划，要做笔记。我都认真去实行，这与他的榜样、他的督促和提醒不无关系。在教学上，他总鼓励我，肯定我，这使初上讲台的我有了极大的信心。
记得上世纪60年代，文艺理论界曾批判所谓的“中间人物论”，《文艺报》为此发表了社论。孙老师在组内推荐这篇文章，而我在同事中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，他就找我谈话，并告诉我社论的背景。今天看来，他的看法并不正确，但在当时，这实在是爱护我的表现。因为那个时代，像我这样随便发议论，是极易犯错误的，这于他也是有过沉痛教训的。所以今天想起这件事，我还是要感谢他的。
此外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也要提及。“文革”初期，孙老师曾在党支部内部及对有关人说过我“不可靠”。对他的这种说法和做法，我并没有特别的在意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何况我本就是所谓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，被排斥在党外和“民兵”外的。所以我并没有记恨他。但是，在他被冲击迫害而“解放”后，一天晚上，他特意到我家来，诚恳地向我赔礼道歉，做检查。我当时是很被他感动的。我一再向他说明，我很理解他的说法和做法，我没有记恨他，希望他别放在心上。这件事也足以说明他的为人坦荡、诚恳，有错就改。
现在，他走了，走得叫人心碎！他走了，离开了我们的视线，却永驻我的心间！
